记者：２００５年版《全集》与１９８１年版《全集》相比，有哪些特色？
王：过去修订官方色彩比较重，此次修订感觉更靠近学术和市场一些。在学术上很开放、自由，注释尽量追求客观。我们的想法是：按照历史事实，为读者阅读鲁迅，提供一些背景的东西，尽量以客观的态度，不作评价。此次注释中，我们几乎很少使用形容词，或者带感情色彩的描述。比如，过去对某些人物的注释可能会说“某某堕落成汉奸”，现在的注释则改为“在伪政府担任某某职务”。１９８１年版稳定２０多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我们希望２００５版《全集》能够持续长一点时间，尽量少些时代的局限性。另外，２００５版在１９８１版基础上又重新校勘了一遍，校勘更加精良。总的来说２００５版的特色是：收文更加全面，校勘更加精良，注释更加客观、准确、详实。
记者：最近一些年，社会上关于鲁迅的评价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否会对２００５版《全集》修订产生影响？修订过程中你们又是如何处理的？
王：我刚刚说过，我们只是把鲁迅的东西收集在一起，校勘准确，注释清楚，提供供查阅、研究的资料，我们并不去作评价。不过，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的确认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所在的人民文学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编辑出版过不少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较起来，鲁迅思想的那种深度、高度还是很明显的，他的眼光、学识是一般的作家所达不到的。
记者：《全集》修订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在过去可能主要依靠行政的力量，而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是不是会改变，可能更多要靠编委会甚至出版社自己的力量？
王：此次修订工程由修订工作委员会、修订编辑委员会、修订顾问三大班子承担。工作委员会作为修订领导机构，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单位领导组成，他们在各方面给予了修订工作极大的支持。当然，与过去拿着中宣部调令四处调专家、国家承担全部的修订费用不同，此次修订主要依靠编辑修订委员会的力量，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出版单位也从人力、资金等方面做了巨大的投入。当然，出版社的这种投入对市场的回报是有期待的。
记者：２００５版《全集》修订工作经历了四年多时间，期间，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您一定都有所体会，能不能说说您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
王：《全集》整个修订过程中充满了许多琐碎具体的东西。比如２００５版《全集》最后一卷是“注释索引卷”，将近２．５万条注释，每一条注释可能对着很多条索引，为了不出差错，我们一共１７个人在出版社的会议室里，每人各拿《全集》前１７卷中的一卷，将其中的注释与第１８卷一一核对，场面很壮观，１７个人在会议室里整整干了３天，每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中午吃食堂的盒饭，晚上吃社里买来的快餐。
修订过程中专家、学者们那种认真的态度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全集》第１０卷修订人、苏州大学的徐斯年教授，在修订过程中视网膜脱落，刚刚做完手术，视力还未恢复，正好赶上《全集》定稿会，徐斯年教授不顾自己的病情还是赶到北京，亲自参与了他负责修订的第１０卷定稿会。专家们修订过的样书是可以进博物馆的，里面还贴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纸，纸上专家们的校勘、意见写得满满的，就像一只煽动着翅膀的蝴蝶。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２００５版《全集》有１４位专家直接参与了修订，但体现的是整个鲁迅研究界，甚至是整个学术界的成果，我想对２０年来鲁迅研究专家们以及其他的专家们的劳动表示感谢，是以他们的研究做基础，《全集》才有了从１９８１年版向２００５年版的跨越。
记者：明年是鲁迅诞辰１２５周年、逝世７０周年，恰逢新版《全集》推出，会不会在社会上掀起新一轮的鲁迅热？
王：２００５版《全集》首发式我们在１１月３０日召开，之前像北京图书大厦已经主动开始做新版预售的相关活动，之后我们也会组织一系列的宣传和营销。明年鲁迅诞辰１２５周年、逝世７０周年，相信相关的部门、学院、纪念馆、机构都会组织很多的纪念活动。明年掀起新一轮鲁迅热是完全有可能的。２００５版《全集》在其中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明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会重新出版鲁迅作品的单行本，这也是此次修订的成果之一。《全集》是我们的出版资源，我们计划会对这个资源进行很好地利用，给读者提供不同层次的版本。另外，我们还要出版一本名为《〈鲁迅全集〉修订详记》的书，０５版《全集》全集在８１版基础上作了哪些修改，该书会详细地列出。
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客观地看待鲁迅
■林 非（《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鲁迅的思想是比较渊博和深刻的，一般读者可能不太容易读懂鲁迅，因此对于鲁迅作品的注释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１９８１年版的《鲁迅全集》的注释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的话，那么２００５年版的《鲁迅全集》应该说已经比较客观了。
鲁迅研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程。比如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很多人读鲁迅的作品都受到了当时个人崇拜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总是不能很客观地去做研究工作。以至于１９７６年以前的鲁迅研究作品都有一种个人崇拜的调子在里面。这种情况就引起了一些敏感的读者的不满，于是便开始有一些人开始攻击鲁迅。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大量存在的一种个人崇拜的东西的确不太客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攻击鲁迅的人，大部分是不了解鲁迅的。所以，《鲁迅全集》的第三次修订，对大家科学的认识鲁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现象都应该分析社会、历史原因，任何一件事情也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对于鲁迅亦是如此，任何一个杰出的人他的全部思想中肯定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不能搞个人崇拜，但也决不能恣意对鲁迅进行攻击。
最近一段时间，李敖在某电视台连续四次发表言论攻击鲁迅先生。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件事。作为他这样身份的人，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攻击却是很不正确地。我看了他的节目，觉得他根本就不了解鲁迅，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真正研读过鲁迅。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李敖对鲁迅的信口雌黄》，应该很快就会正式发表。
除了对于如何客观评价鲁迅的问题我有一些感想外，在这次修订过程中，所有参与修订的学者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也让我非常感动。大家都知道，解放以前的报纸非常难找，但我们的这些学者们通常是为了搞清楚一个注释，不厌其烦地到处找当时的报纸，这些工作非常地琐碎，也需要大量的劳动。而这些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看不出来的，或者说是无法体现的。大家的这种严谨的态度和奉献的精神让我非常有感触。
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全集》
■陈漱渝《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即将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新版《鲁迅全集》是一部文学经典、文化经典。所谓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在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它的构成具有相对稳定的因素，即：它既是可靠的价值尺度、稳定的精神座标，又是成功的艺术楷范、文学或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中间物。
《鲁迅全集》凝聚着中国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时代精神，揭示出这个历史阶段的民族精神史、国家兴衰史和时代风云史。这是一座蕴藏丰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应该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又由于它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超越国界的影响力，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
当前，在消费主义文化潮流的激荡下，在东方文化保守主义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两面夹击下，鲁迅文化经典遭到了质疑、挑战乃至于否定。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产生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重新审视、重新选择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经过冲击和磨砺将会发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老作家何满子说：“未来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更高。”我赞赏和肯定他的这种预言。
正因为鲁迅文化经典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优美和最核心的一部分，参与编印《鲁迅全集》的学者和出版家的确是以圣徒般的虔诚从事这一工作，一代又一代传递着鲁迅的精神火炬，传播着鲁迅的思想种子。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为了构筑民族文化的崇楼广厦，他们像鲁迅希望的那样，甘当园中的一撮泥土、楼中的一块石材。虽然在《全集》中没有印上他们的名字，但是在读者的心中还是会镌刻上冯雪峰、林辰、杨霁云、孙用、王仰展、蒋锡金、包子衍、马蹄疾、陈琼芝这样一些己逝者的名字，浮现出他们亲切温厚的面影。
我们决不会忘记鲁迅的夫人和战友许广平。为了保存、征集、出版和普及鲁迅的作品，她作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我们都知道鲁迅还有一位原配夫人叫朱安。１９３１年，鲁迅的同乡和学生许羡苏将鲁迅写给她的一百多封书信捆成一包交给朱安，但很遗憾，至今日下落不明。两相对照，更加凸显出许广平在弘扬鲁迅业绩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我曾经参与１９８１年版《全集》中“日记”部分的注释定稿工作。从２００２年至今，又承担了《全集》中“书信”部分的内容增删、文字校勘和注释修订工作。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最大幸运。我在工作中吸收了前辈学者和当今学人的不少成果，也将自己点滴的学术智慧溶入了鲁迅文化的汪洋大海。
四个版本、三次修订的前前后后
■朱 正（《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委）
２００５年版的《鲁迅全集》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修订，也是迄今为止最客观、最全面的一套《鲁迅全集》。早在１９３８年鲁迅先生刚刚去世时，当时由许广平等人编辑了一套２０卷本的《鲁迅全集》，这也是第一次。当时把能够收集到的鲁迅的作品全都收进去了，但不包括鲁迅先生的日记和书信。建国以后，１９５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第一套有注释的《鲁迅全集》，直到１９５８年结束。这个版本与１９３８年的版本相比，除了增加了注释以外，还增加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鲁迅的全部书信。不过，这个版本没有收录鲁迅日记和翻译文章，而是单独拿出来出了单行本。不过在修订过程中经历了反右派运动，所以这个版本也带有明显的“反右派”的痕迹。前五卷还是非常认真地修订的，从第六卷开始就显得比较马虎和草率。甚至因为政治运动的原因，很多书信也砍掉了。及至１９８１年《鲁迅全集》的第二次修订，才把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书信和日记又全部收录进去。此外，该版本的注释和校勘也有了很大进步，修订了很多错误的注释。当时有一批鲁迅研究领域的老专家参与了修订，那次的修订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后来，鲁迅研究领域又不断地有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一些专家也写了不少非常优秀的新成果的论文，找到很多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解释了很多问题。于是，就有不少专家和学者提出再次修订《鲁迅全集》的建议。２０００年的时候，考虑到这些专家的呼声，并且时机也比较成熟，于是新闻出版总署牵头成立了“《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当时的计划是２０００年启动，２００３年结束修订工作，但后来直到２００５年才正式完成。２００５年版的第三次修订，比起前几个版本都有非常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注释方面。举两个例子：《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涉及到的一篇文章，在１９８１年版的注释中说是“一个署名郭民的人的文章”。而在２００５年版中，则考证出了“郭民”就是劭洵美的笔名。又如《花边文学》一文中提到了一条路，１９８１年版的注释说这条路的名字是一个外国领事的名字。而在２００５年版我们考证出这条路的名字是一个传教士的名字。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许多编委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译文方面，也收录了很多以前没发现的作品。此外，原来版本中的一些错字，这次也改正了许多。修订《鲁迅全集》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很难做到十全十美，但这件事认真做了，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１９８１年和２００５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我都参加了，但两次修订的方式有点不一样。修订１９８１年版的时候，全部专家都借调到北京朝内大街的一间房子里做，而这一次基本上编委是各自在家里完成的。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上一次大家吃住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更热闹一点，也结交了不少的好朋友。
来源：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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